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文彦博道出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在封建王朝，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真的不多。
北宋大家张载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这句名言说的就是士大夫的责任，也是一种士大夫精神。
然而，我们纵观封建王朝，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正是士大夫、官僚集团的腐败。
宋神宗不同于他的糊涂父亲，宋英宗不崇孝道，将北宋搞得鸡飞狗跳，而自宋神宗即位以来，一改之前颓势，积极进行改革变法，力图富国强兵，甚至谋求恢复盛唐的荣光。
终宋神宗一朝，都围绕着一场重大改革，那就王安石变法。中期改革的难度，不亚于一场政变，在王安石改革途中，每走一步都是满路荆棘，其中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一众高官。
司马光借古说今
千古两司马闻名遐迩，司马光的声誉、才华也毋庸置疑，但要说司马光为北宋做出了多大贡献，就真的乏善可陈了。
史料记载“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帝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宋神宗让王安石主持变法，从开始到结束，那些反对声从没有停息过，司马光不是第一个跳出来持反对意见的，当然也是不最后一个。
司马光像
一次，司马光给真宗讲历史，讲到萧规曹随的故事，司马光的历史造诣几乎无人能敌，他借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宋神宗，变法不可取。
萧何去世后，曹参成为相国，可是曹参上任后，并不管政事，整日饮酒作乐，汉惠帝对此不甚满意，就找来曹参问话，曹参自认为不如萧何，便延续萧何的法度，汉惠帝认可了曹参的做法，汉朝也得以休养生息。
在汉初，曹参的做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是，宋神宗年间不是汉初，熙宁变法开始的时候，已经距离宋朝开国100多年了，各种制度弊病显露无疑，这就是改革的初衷，如果放任下去，国家能自动变得富强吗？
很明显，司马光虽说是历史大家，但这一说法太过牵强了。
韩琦依仗老资格
韩琦是英宗的恩人，年轻时候的韩琦也曾踌躇满志，在西北抗击过西夏，也曾为“庆历新政”出谋划策，积极寻求富国强兵的办法。
可在英宗朝，韩琦就成了彻头彻尾的老官僚，每次英宗闹出事端，韩琦就要为其擦屁股，英宗不尽孝道，还要立自己亲爹为皇考，为天下所不耻。韩琦为了这个糊涂皇帝，充当了搅屎棍的角色。
史料记载“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实施青苗法，目的无外乎为国家筹钱，在这其中，国家将之前常平仓的粮食作为本钱，以4分利贷给农民，如此这般，不仅可以增加国家收入，而且还能有效地打击民间高利贷。
对于百姓而言，到了灾年，他们就可以直接向国家借钱借粮，而且以相对较低的利息，这对百姓来说是个好事。
韩琦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当时，韩琦还在外地，上疏神宗，表示由于上三等户也能借贷青苗钱，不能达到抑兼济困的效果。
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将世家大族的钱挪到国库，青苗法，让民间的高利贷无法使生存，那些之前的既得利益者是谁呢？
就是那些高官、世族，和其代表的利益集团，青苗法的实施，就是在卡这些人的脖子，断了这些人的财路。韩琦为何要反对？就因为如此。
狡猾的文彦博
司马光、韩琦的反对，大多针对条条框框，当然了，也有不少人身攻击，而文彦博的反对意见直击要害，令神宗摇摆不定。
史料记载“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
在熙宁四年，文彦博对变法提出反对意见，文彦博在神宗朝已经是三代老臣，可谓“德高望重”，所以他的发言分量也很重。
文彦博像
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改革之艰难，先不论王安石改革利弊，光和这帮老臣打嘴仗，就够王安石喝一壶了，每每面对旁人指责，王安石必定要条条框框去反驳，还要苦口婆心地劝说宋神宗，一旦神宗有所动摇，改革马上就会功亏一篑。
在文彦博看来，先帝制定的律法很好，根本不用改，如果更改，便会失去人心。
神宗就问文彦博，士大夫都反对改革，但这对百姓有什么不便吗？宋神宗关心百姓疾苦，而这些法令如果能落实到位，大多都是有利于百姓的。
见神宗不上道，文彦博抛出杀手锏，陛下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并非和百姓共治天下。文彦博的这一席话，让神宗陷入深思。
司马光、韩琦不敢说得这么直白，而文彦博直接将话挑明了。在文彦博们看来，国家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论法治如何改，都要先顾及到士大夫的利益，百姓的死活和你皇帝有直接关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