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别字的危害 (错别字的危害20字)
但凡有人弄出有特色的错别字，引发舆论哗然，尤其是闹个大笑话，总有人狠批当事者水平差、不认真等。这狠批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套关于错别字的流行观点在起作用。这些流行观点貌似有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似是而非，可以说一大半是错的!可以把它们称为“半谬论”。
对错别字，我们为什么搞不定、说不清?都与这些半谬论有关。
问题是，不断有人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半谬论当作完全的真理来重申和强调。
因此，咱们今天就来揭揭这些半谬论的底，理性地确立错别字应有的错误地位。这些半谬论主要包括错别字的危害很大、弄出错别字是因为水平差、弄出错别字是因为不认真等。
错别字跟其他不少差错一样，都属于硬伤。而本文关于错别字的讨论，也基本上适合于其他硬伤。因此，咱们在举例时，也会举一些类似于错别字的其他硬伤，不另加说明。另外，为了叙述方便，咱们对错字和别字也不加以区分。
半谬论1：
错别字的危害很大。
讲错别字坏处的人，总会给我们举不少“典型”例子，彰示错别字会造成巨大危害。都是误“绕”为“烧”毁了一座城市(真州，今仪征)、误“沁”为“泌”输了一场战争(中原大战)之类，包括历史上文字狱方面的例子，似乎很震慑人。但这种极端情况，比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还低，用得着那么担心吗?所以，大家会把这些例子只当逸闻趣事来听。
而咱们平时见到的例子，可能是上述例子的千万倍，却基本不造成危害，概率比买彩票不中奖还大。比如很多人常弄错的“的地得”，比如经常出现的“再接再励(厉)”(括号前是错的，括号内正确，下同)，比如每年的“十大语文差错”(2020年的有“带[戴]口罩”“共度[渡]难关”“螺丝[蛳]粉”等)，等等等等，没听说过造成什么直接损失。
数年前，某全国性大报的总编辑曾在其内部批评文字中写到，该报副刊某日刊登了一副数百字的长对联，结果连上下联字数都不等，相差一个字。这按说是不该出的低级错误和笑话吧?但是，因为这副对联文字太多，好像根本没有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更不用说造成什么危害了。
也许国人学、说外语可视为某种反例。911那年在西欧参加项目短训时，把票(ticket)说成card(卡)，公交10次卡照样买成;把“母语”说成mother language，教授也懂你说的是mother tongue;更有甚者，有人到肉店说要“1 kilometre”(1公里)肉片，店员也给称了1 kilogram(1公斤)肉片。可见，错别字常常并不容易造成人们对基本意思的误解，并引起什么损失。
次年，曾是广电界第一个博士主持人的张源侠，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后出版了《胡说英语》一书，系统讲述“胡说”这种学习英语的高效办法，似乎市场反应不错。“胡说”都行，何惧错别字?被特朗普讥讽为“瞌睡乔”、被网民称为“睡王”的拜登，不是不时被曝把自己的部长等人的名字说错吗，好像没造成什么误解。
相反，还有些例子，是因错别字而获得巨大利益。美国知名记者汉密尔顿写的《卡萨诺瓦是个书痴》一书，在《关于编辑错误的四大误区》一篇中，就举了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例子。这本书本来叫
Red Star In China
(《红星在中国》)，结果出版时因手稿字迹不清，被误为
Red Star Over China
(《红星照耀中国》)，把in弄成over，给书名注入了巨大的影响力元素，此书一炮打响。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鼓动大家自由放任地去弄错别字，而只是想说，用小概率事例来渲染错别字的危害，尤其是直接危害，是很片面的。绝大多数错别字的危害不大。错别字的主要危害是间接危害，咱们后文讨论。
半谬论2：
弄出错别字是因为水平差。
出了错别字，常常有人会指责当事人水平差。他们的意思，不仅指准确使用相关字词的水平，还包括整个遣词造句甚至立意谋篇方面，更甚至还有业务能力方面。这种“见微知著”、“一票否决”的做法，也是极其片面的。
文字这东西，在总体上是头绪繁复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就说，咱们的汉字有三病：一是繁，即笔画繁;二是多，字数多;三是乱，即一字多音和一旁(声旁)多音很乱。因此，基本上没有谁不出错别字，不出文字硬伤。一个人出了错别字，只能表示他或她当时在这个地方错。而别的时间别的人，可能不会在这儿错，却可能在哪儿错。比如，有一部分人总写“金壁(碧)辉煌”，另有一部分总把“其间/期间”、“截至/截止”分不清。所以，不能因为谁出了错别字，就因此笼统地认为谁文字水平差。
再说，差与不差也是只有进行科学比较才可以下断言的。关于民众的“写字”水平，虽然没有系统的权威调查和测试，但从一些相当可信的披露看，通常普遍比人们想象的要低。《汉语趣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5.p68)早就提供有一个案例，也许即能说明这一点。
1999年6月26日，武汉第六届青年教师五项基本技能竞赛总决赛中，有一道题是24个常用汉字听写，都是“度假、家具、部署、再接再厉”之类。结果，闯入总决赛的131名选手中，仅有1人全部写正确，其余130人多数写错3—7个，比如写成“渡假、家俱、布署、再接再励”，写错最多的人错了12个!而这131人，是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2万多名45岁以下参赛青年教师中，经过层层比赛筛选出来的优胜者。
此事当时曾引起教育界哗然。如果今天的现状跟20多年前差不多，咱们把出了错别字与之相比，能说当事者水平差吗?有一本可用来测试错别字辨识水平的很好的书，《错别字自测手册》(商务印书馆，2003.10)，采用的是用正确的字填空的形式，操作很简单。每页20个填空，基本上都是普通词，测试者随机选5页来填，最后跟背面的答案对照即可。据此书作者在后记里透露，经在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和年轻中文教师(助教到副教授)中测试，成绩比想象的要低得多。
不过，弄不弄出错别字，确实只是一个人字词使用水平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更是一个人的写作和语文水平的一个更小的方面，在这个人的整个文化水平、知识水平中占的比例就更更小了，何况人的立身资本更多的是在职业综合能力、社会行动能力、社会责任担当等方面。因此，因出了错别字而否定人的字词使用水平、写作和语文水平，甚至文化和知识水平等，是很不靠谱的。
近年来，全世界有不少学者和作家倾心于研究神话和各民族史诗，因为人们发现这些作品中隐藏着永不过时的故事密码，它们是最好的故事模板。这些神话和史诗，很多可都是在还没有文字的年代就创作出来的，长期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到今天也还有一部分未被整理成文字。可以说这些作品当初“错别字”满篇，因为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它们的最初创作者和职业讲述人、传唱人“不识字”，但你能说它们和他们水平差吗?
我自己每要谈起文本或媒体上的错别字时，就常常想到以渊博和睿智著称，文笔一向幽默犀利而有时不免刻薄的钱钟书先生的《释文盲》一文，想想会不会因一言不慎而成为“小人”。钱先生讽刺那些只会死抠字眼、吹毛求疵，而不懂得欣赏文学之美的“文字学家”时说，他想起了《格列佛游记》中游大人国的故事，说格列佛“仰望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真是够损人的。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钱先生对于错别字之类差错可是十分重视的。他最重要的两部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可都是由从校对入行，后来成为顶尖编辑的周振甫先生做编辑的。而大家熟知的《围城》，在《〈围城〉重印前记》里，钱先生四次所记，每次都说到对错别字之类差错的处理。如：“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1981.2);“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蒙混过去的讹误”(1982.12);“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处错漏”(此句所在部分未标注所记时间)。
其实，正确的做法是：喜欢咬文嚼字的人，要指出人家有错别字就指出，但不因人家有错别字就否定整个文本甚至其背后的作者;长于写作但写了错别字的人，也没必要贬低“咬嚼”者的写作能力。很多写错别字的人，其写作水平很高;很多善于咬文嚼字的人，其写作水平也很高。现实的问题是，有些人喜欢挑刺，又不太顾及当事人的面子;有些当事人太爱惜羽毛，总认为批评者是在找茬，小题大做，动机不良。此两家相遇，笔墨官司开打，常常从互不服气始，以互相揭短终或不终，不欢而散或不欢也不散，一地鸡毛。看客们看热闹不嫌事大，乐之余不免重复一句老话：文人相轻。
半谬论3：
弄出错别字是因为不认真。
鲁迅先生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虽然不是专门针对错别字说的，但也适用于改正错别字。我觉得至少检查两遍，可以作为对所写东西出手前进行自我校对的要求。而如果你连一遍都不看，或者是看了但不仔细，那当然属于不认真。但通常的情况是，略微严谨的当事者都会看两遍以上，而仔细看过多遍却仍然有漏网之鱼，这时恐怕就不能再说人家不认真了。
出错别字，常常是当事人不知道它们是错别字。不知错，他再认真也改正不了。比如常错的二字词寒喧(暄)、发韧(轫)、蜇(蛰)居等。比如常写错的成语言简意骇(赅)、悬梁刺骨(股)、皇天厚(后)土等。而地名、人名更是重灾区。常写错的地名如荷(菏)泽、图门(们)、满州(洲)里等(常读错的地名更多得多)。常错的人名如吕淑(叔)湘、夏丐(丏)尊、蔡廷楷(锴)等(姓氏“邢”常被误为“刑”)。诸如此类，常常是不知错就是不知错，看10遍可能都发现不了。
文本中的知识性错误，基本上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错造成的。我当年就在女儿上幼儿园用的书本上看到，里面不止一课有知识性错误。比如有一课叫《昆虫大会》，图画里有蜜蜂、蝴蝶、蚂蚱、蚂蚁等。错就错在还有蜘蛛，因为蜘蛛不是昆虫。生物学家用界、门、纲、目、科、属、种七个等级来给动物分类。蜜蜂、蝴蝶、蚂蚱、蚂蚁等都属于动物界的节肢动物门的昆虫纲，所以咱们把它们叫作昆虫。而蜘蛛属于动物界节肢动物门蛛形纲，所以它不是昆虫(蝎子、螨虫也属于蛛形纲)。同一门下纲与纲之间差别太大了，比如还说节肢动物门，螃蟹属其下软甲纲，蜈蚣属其下唇足纲。咱们当然无须给三五龄童讲复杂的动物分类学，但是，也不能把虫子都当成昆虫教给他们。
为了解决不知错问题，在传统的书报刊出版中，规范的程序是，作者的稿件必须经过“三审三校一通读”才能正式付印。审、校、读要检查和改正的，当然不只是错别字，但错别字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三审、三校，按要求是要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这样，经过这么几道不同的筛子，错别字的漏网之鱼就少得多了。如果说这算认真的话，那我们个人，甚至包括低级别官方机构，是不具备这个多人审校条件的，是没法做到的，那当然也就不能要求他们这样认真了。
就是有这样的“三审三校一通读”，官方在书报刊编校质量管理上并没有提出零差错的要求，而是规定，图书的编校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就算编校质量合格，报纸和杂志的这个指标是不超过万分之二。为什么不规定必须零差错呢?一是做不到，二是能做到也成本太高，落实不了。
从一校到三校到多校，校对的灭错率是递减的，灭错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假如有一本10万字的书稿，里面原来有100个差错，一校发现并改正了70个，二校再改正了18个，三校又改正了6个，还剩6个，差错率是0.6/10000.合格。如果要把剩下的6个差错减少到1个，即差错率降到0.1/10000以下，可能还需要校对一两次!而要把最后1个差错也灭掉，可能得另请高手校对一两次!也极有可能最后还灭不掉它。
咱们个人有几个能做到这样的认真呢?其实，对咱们一般人来说，2/10000的标准都是很高的，难以轻易达到。不少机构的公文起草、审核、签发人员，也难以轻易达到。对于党政公文，一直没有“数字化”的“编校”质量和差错率标准。
现在的校对软件确实能帮上大忙。像上边举的寒喧(暄)、言简意骇(赅)、荷(菏)泽、吕淑(叔)湘之类，差不多都会被软件检出。所以，使用校对软件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软件代替不了人，应该永远代替不了，因为有些差错软件无法识别。
而人也有生理、心理局限，是由基因等因素决定的。比如根据本人和同事的经验，在电脑屏幕上检查文稿，只要篇幅超过两张A4纸，只看两遍肯定有差错漏网。在手机这种小屏幕上效果还要更差一些。而且，哪怕校对多遍，有些问题屏校总是很难发现。而在纸上校对，则常常能很容易就发现包括错别字在内的很多问题。但是，大家现在已经普遍哈屏脱纸了。
总之是，咱们既不应该按专业编辑、校对的标准，要求一般的写作者达到专业的识错水平，也不应该按书报刊的标准要求一般的文本达到正式出版物的编校质量。所以，出了错别字，咱们不能轻易说人家不认真。
半谬论4：
错别字是小事。
跟上述三个半谬论一样流行的，是认为错别字是小事。这当然是有明显错误的，不过，很多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常常跟很多坚持这个观点的人一样，忽视了错别字的间接危害。
错别字可以分为造成误解的和不造成误解的两类。错别字的危害可以分为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两类。不造成误解的，当然就不存在直接危害，但可能有间接危害。造成误解的，一定就有直接危害，也可能还有间接危害。出了错别字事大还是事小，要看危害大小。前面在分析半谬论1“错别字的危害很大”时，已经讨论过直接危害，这里就重点说间接危害。
不论是造成误解还是不造成误解，错别字都可能有间接危害。错别字的间接危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解文本的严肃性，二是降低文本和当事者的可信赖性。假如有人不慎，把龙门石窟误说成是河北的，这基本不会造成误解，因为大家知道或者很容易知道，龙门石窟不在河北在河南(洛阳)。但是，大家立即失笑了，不想信任整个文本了。可以说这就是个把“南”误为“北”的例子，当然是个假设的例子。不过，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差不多每领两三次工资就会出一个轰动性的。
本人多年前亲自见证过，某机关在关于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内部文件中，正文有一处把“作风建设”误为“伤风建设”。这属于打字错误和没校对出来，跟当事人的文字水平无关，也不会造成误解。但有同事看到后开玩笑说，你们的“作风”都“伤风”了，还要求我们加强什么“作风”建设。起文单位的人被弄得有点啼笑皆非。此文本的严肃性和可信赖性大打折扣，大家心想，谁知道你不是形式主义呢?
几年前，某市机关报的头版头条，标题里把“超越”弄成了“超载”。这一点儿都不引起误解，因为正文里相关处全是“超越”，当地人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口号里的关键词就是“超越”。但是，整个这篇文章就会因此废了，读者只顾拿这个笑话娱乐，没谁再会认真对待文章本身的内容。尽管问题被很快发现，报纸及时收回重印(有直接损失)，但版面图还是通过微信传到了相当大的范围，影响不小。
拜登在演讲或受访中不止一次把他的部长等人的名字说错，这虽然不造成误解，但被舆论贴了个“老糊涂了”的标签。这就是间接危害。
娱乐是人的天性，“幸灾乐祸”也是至少一部分人的心理(从取笑别人的儿童身上即可明显看出)，加上部分人的仇×，错别字常常就被当作娱乐、“幸灾乐祸”和批评嘲讽的对象，“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移动通讯的发展，指数性地提高了坏事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将看似小小的错别字升级成波涛汹涌的舆论事件。因此，有些错别字的间接危害很大。
去年读到的一本引译进来的书很有意思，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坏东西”》(2019.10)。它跟早前引译进来的《幸灾乐祸心理学》(2013.3)等读物一样，揭示了人性中的某些方面。用这类心理学原理分析人们对于错别字的反应，倒相当合适。
清楚了错别字的间接危害，“错别字是小事”的谬误就更昭然了。
以上就是本文要说的关于错别字的四种半谬论。清楚了它们的错谬之处，并不能帮助咱们辨识错别字，但可能有助于辨识那些对错别字现象似是而非的评论，有助于全面认识错别字，特别是认识它们为什么搞不定说不清。
文后附有两组很有启发的案例供参考。
【附1】
千元买错，弄巧成拙
著名学者和著名出版社的错别字辨识水平如何?10年前的一桩“一错千元”官司使人记忆犹新，很受启发。
著名清史学者Y，耗费40年心血，考证出古籍《K》为孤本并重新标点、校注后交著名出版社S出版。
Y向S提出“不要稿酬，但求无错”。S校对了12遍。但Y仍不放心，掏钱另请两高手各校一遍，结果各发现1个差错。于是，S再校对一遍，也新发现一个差错。如此总共校对了12遍后出版，全书45万字。
出版后Y悬赏：请读者监督，挑出一个错，奖励1000元。Y说：“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闻者肃然起敬。
但Y和S还是都太自信了。重赏之下，果有勇夫。某大学古代汉语副教授B，闻赏挺身，通校全书，最终发现竟有“差错”620余处。因索奖未果，B将Y告上法庭。
此案闻名全国，最后以B、Y和解和S召回此书结案。
B所称620多处都是哪些，其中到底有多少确实应认定为差错，最终大家不得而知。但从媒体采访B律师的报道披露看，有些“差错”确为硬伤，比如“人”误为“入”、“流寇”误为“流冠”、“吾家世受国恩”误为“吾家世受国思”，还有双引号只有前引号而丟了后引号。
此案算是给学者和出版社都上了一课。
【附2】
“神译”三例
这里不点名地举几个现实中错误“回译”或故意错误“回译”的滑稽例子。它们的问题本身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影响却不小，值得一笑之余略思。
例1.
“常凯申”。
2008年，一位名校历史系的副主任，在一家有名的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研究中俄国界问题的专著，结果，其中出现“常凯申”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名。原来，“常凯申”是从外文著作中的“Chiang Kai-shek”音译过来的。而Chiang Kai-shek并非什么外国人士，而是用当年通用、今天国外仍有人用的韦氏拼音，对“蒋介石”的音译。此事一被网络曝光，一时沦为笑柄，甚至成了“何不食肉糜”似的典故，直到今天仍不断有人用“常凯申”代指蒋介石。
看来，“常凯申”的译者没有吸取早10年前“门修斯”的教训!
例2.
“门修斯”。
1998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由几位中国学者译校出来后，在一家著名的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可惜书中竟然被人曝出有这么一段：
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
从此，“门修斯”成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典故，时时被人提起。
原来，Mencius本是对中国亚圣孟子的西文翻译，没想到它被回译成中文时成了“门修斯”。而译校者既然不知道此人本是孟子，当然也就不会查一查后把两句格言恢复原初了：“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而这两句格言其实又是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孟子》里说：“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译去译来，不知相差多少!
例3.
“双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的英文译名是Sun Yat-sen University，其中Sun Yat-sen是中大创立者孙中山的姓名旧译。有好事者按其谐音，将Sun Yat-sen University回译，戏译为“双鸭山大学”。结果一夜成为网红，不乏中大学子自戏，甚至有人仿中大校徽做出了“双鸭山大学校徽”。这就像有北大学子自戏，将自家的校名英译Peking University，“回译”成“屁股由你往死踢”一样。更有人戏说，按读音“鸭大”本来是“三鸭山大学”，因为有一只鸭子被人偷了，所以才降为“双鸭山大学”。好在作为黑龙江地级市、著名煤城的双鸭山，所坐落的唯一一所大学某职业学院，目前似乎还没有更名为“双大”的意图。
至于孙中山姓名为什么译为Sun Yat-sen，有人考证说这是其号孙逸仙的音译，更细致的考证说是这个号的粤语音译。孙文，又名孙中山，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化名中山樵。
有意思的是，有网友截图曝，2017年，某君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惊心动魄的17天》。书中正文里赫然印有“双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看上去不是误译，而是故意戏译。结果，网上有不少人吐槽，认为正规印刷品还是不开这种玩笑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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