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为什么离开浙大
郑强为什么离开浙大，郑强为什么去贵州大学?在浙大时就很受爱戴的郑强教授，当初他离开还有点遗憾。现在看来，不管在哪里，依然令人敬重。
昨天，郑强教授寄语学生：
穷，我们不怕，就怕没有底线
爱科学，讲义气，你扑出去多少感情，别人心里有数
明天，现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愤青”教授郑强，将赴任贵州大学校长。
昨天晚上8点，郑强从上海浦东启程，飞往贵州赴任。昨天白天，是郑强履新前在浙大度过的最后一天，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把精神气最爽的整个上午，选择了和他的一批研究生在一起。
昨天上午8:30.浙大玉泉校区高分子楼，郑强给高分子系数十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郑强把高分子楼称作“情人”：差不多十年前，他声情并茂，用“男高音”的歌声募集建楼的款项;
因为门口写着“高分子楼”的石碑位置不正，他请人弄来大吊车，硬是把这块12吨的顽石挪位置;
实验室门窗，曾经跟工科实验室一样，一板一眼地挺立，他请人改成落地玻璃，“做实验不要弄得死气沉沉，做实验也要通透，用流行的话讲，要文艺点。”
和“情人”待在一起的郑强，自然、兴奋。他的装束跟平常差不多，浅蓝色衬衣加西裤，精神状态被学校师生定义为“激情四射”。
昨天听课的有三四十人，其中有几位是他当年的学生，现在是他的同事。
郑强所带的其中一名硕士生叫叶一兰，事先告诉我，最后一课，上的是高分子专业的seminar(学术研讨会)。
我有点紧张，这几年，听郑强演讲，唱歌，看他写毛笔字儿，就是没有听过他上专业课。听听他课题组的名字——高分子材料流变学课题组，几乎要把我这个文科生击晕了。
郑强的博士生朱晓楠马上告诉我：“哎，那你别慌，郑老师讲课，你绝对听得懂。”
朱晓楠给我举了个例子，2008年，跟朱晓楠同一批进校的研究生，经历的第一节课是郑强讲流变学。
郑强是这么讲的：
古人云：万物皆流。什么意思呢?它在生活中是有反应的。
我们都知道水是可以流动的。但是，你们知道玻璃也是可以流动的吗?有人说你这不是瞎扯吗，我家玻璃怎么就没流呢?那是你观察的时间不够长!如果把玻璃放在那里几百年，它就会像在地上的一滩水。
水是流体，可你们有没想过水的另一面呢?它也可以成为刚性体，不是冻成冰哦!
举个例子啊，比如咱们大多数人都打过水漂对吧?水那么柔软，怎么就能把那么硬的石头弹得一跳一跳的呢?流变，就是研究这些的一门学科。
朱晓楠说郑强的课，一般没有人打瞌睡。“他的课，本来就生动，加上他眼睛一瞪一瞪，整个人手舞足蹈的，想睡倒是难了。”
郑强的课也不是都那么行云流水般的柔软。浙大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副教授左敏，昨天几番提到郑强讲学术课：风格“彪悍”，“不留情面。”
朱晓楠说：“郑老师要求高，不是说说的。”朱晓楠今年博士毕业，之前他的博士论文要接受同行审阅，他连夜打印了6万字的论文，请导师郑强最后看一遍。
没想到这一看，已经经过好几遍“修炼”的论文，再次“面目全非”。从纸面上看，估计郑强三天没休息，文章里每一个字、每一条批注，都有思考的痕迹。朱晓楠照着本子录入修改的内容，花了白加黑一整天。
我翻了一下朱晓楠的这本论文集，发现写作很精心，到“跋尾”部分，朱晓楠自己还写了一篇小散文作“致谢”。郑强依然圈圈点点，还在纸页留白的部分写上“好文情深!”
“好文情深”，倒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郑强风格”。在和浙大学生的“最后一课”，郑强依然保持着情深意切。
叶一兰他们赶在这一课前，花了一周时间，把他们秘密搜罗过来的郑强从小到大的照片，做成了一本电子相册，郑强眼睛瞪得老大：“哇呀呀!你们哪里搞来的?”
“这是我刚到浙大高分子系的时候，和同学的合影。哎，这个同学现在在加拿大卖电脑，这个做生意……”
“唉哟，这是日本京都大学(郑强曾经在此留学)，这个大门就3米多宽的大学，出了5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不是偶然……”
郑强一边讲故事，一边给学生们提四个要求：“你们要注重培养情感，一个完善的人，健全的人，不仅仅是长于手艺的，还是对自然对人对事，都有感悟的;要爱科学，光有感情没有真本事，你们生存不下去，你们的‘手艺’就是科研;要重人格塑造，穷我们不怕的，怕没有底线;要重义气，不要记恨任何人，你扑出去多少感情，别人心里有数。”
“最后一课”上，哽咽一下的人有，眼泪鼻涕的没有。
郑强说：“我离开浙大，最不愿意看到课题组掉队、孩子们流泪。”虽然，他用高八度的声音说：“我经常会回来的。”头一扭又轻轻叹：“哎，其实是经常回不来的。”
6月2日，记者在贵州大学见到了刚刚上任的郑强。
“我要变了”
5月30日深夜，郑强匆匆搭乘飞机离开杭州，两天后就是宣布他担任贵州大学校长的时间，他必须走马上任了。
那天下午，郑强给浙大自己的研究生们上了最后一节课，课上他寄语学生：“穷，我们不怕，就怕没有底线;爱科学，讲情谊，你付出去多少感情，别人心里有数。”
“我觉得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交待清楚。”郑强解释说，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做人问题，是大问题。
5月30日深夜到达贵州的郑强只带了随身行李，当他下飞机时，突然意识到，他该有身“像样些”的衣服，以便拜会贵州的领导。从此刻起，他将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的教授了。
这让郑强感觉很不习惯。
“裤子、皮鞋、腰带都是从贵阳现买的，”郑强笑眯眯地对本报记者说：“以前做教授，言行什么的都很自由，但是现在举手投足，旁人就不会简单把我看成一个普通教授了。”
“我是怀着寻宗的虔诚、怀着感恩情怀到贵州、到贵大的。”说普通话的郑强突然吐出一句地道的贵阳话：“就连贵州的美味佳肴——折耳根、酸汤鱼、肠旺面，都让我难忘。”6月1日，在贵州省和贵州大学主要领导面前，郑强开始了他到贵大的“第一课”。
语落，掌声四起。但第二天，就有媒体评论说：这堂“课”不像郑强的风格，幽默有余，犀利不足。
“这是开玩笑的吗!实际上，我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风格!”
郑强辩解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管自己以前语言多么犀利，但是对于贵大，他的确很陌生，“我对人家还不了解嘛。”
初到贵州的“愤青”郑强这几天很忙，密集拜会了贵州政府、科技、教育界的领导和专家，又逐一走访了大学里的各院所。
“这对于我是一个新起点。虽然不是从乡村到了大城市，没有乡巴佬见到大官员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但我现在是校长了。”郑强开玩笑说，他见过大世面，不会因受宠若惊而丢失自己的性格和锋芒，但是，“如果只是针砭时弊，是带不来任何积极的东西的。”
以往的郑强，这位浙江大学高分子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在专业领域有着傲人的成绩，并以批评中国教育体制的演讲而闻名，“现在谁是汉奸?北大清华的学生”，“分数越高，伤害越大”……
可如今，“愤青”走上了领导岗位。用郑强自己的话说，换位思考后，以前他是一个评论者，可以只讲现象，信口开河，不计结果，甚至只顾自己痛快，但现在他需要改变自己的风格，多办实事。
“我要变了。”郑强很认真地对本报记者说。
可大家都不希望郑强变。
6月2日晚上，贵州教育和科技界的几位学者送给郑强一句话：“我们太希望你能保留你的风格，这种可爱，别在这里几天，被这里整得不可爱了。”
还有一位教育界前辈说：“我们可是盼望着你来改变这里的，你可千万别被贵大给改造了啊!”
虽然很忙，但郑强这几天一直在揣摩这几句话，并且说“值得回味，很有意思”。
一些朋友也问他，当初那个“第一愤青教授”，变成校长后会不会消失?
“我觉得不会吧，但是……哎呀，责任不一样了。你管了这么多学生，几万人呢!如果有一个学生出事，那都是我的责任哪!”郑强有些不置可否。
“四渡赤水”
6月3日，贵阳一直在下雨。贵州大学正门前的一句话新闻栏里，郑强成为新任校长的消息，紧随联合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时事之后醒目出现。
“我是大二听过他演讲的，他敢说真话，现在强哥来了，希望能给贵大带来一股活力，我们好期待!”
“哎哟，我们的工资十几年没涨了，新校长来了，希望能给我们提一提!”
从贵大门口的水果摊，到校园里三三两两的学生和老师，“第一愤青教授”郑强到来的消息，就像贵大要举办明星演唱会一样，吸引着学校里的每一个人。
6月1日，在贵州省政府欢迎郑强的会议上，省长赵克志表达了对贵州大学的更高期望：“贵州将努力把贵州大学建设成具有区域特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服务地方发展的领军型高水平大学。”
刚刚到达贵阳的郑强立刻感觉到了压力，一所内陆大学迫切期盼变革与创新的冲动正紧紧包围着他。
但郑强对贵州省制定的大学目标并不认同，郑强记得，当初教育部也曾规划跨世纪发展10所世界级大学的目标，如今却早已成了笑柄。
“一所大学好不好，是不能用几个指标来衡量的。”
来到地处偏僻的贵州大学，郑强发现，不论学生素质还是教学、科研基础，远远无法与东南沿海以及名校相提并论，甚至每个学生身上都有莫名的“自卑”。
面对贵大上下求变革的呼声，在这个红军长征曾留下转折和辉煌的地方，被期望包围着的郑强想到了“四渡赤水”。
“我们没有实力与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国家队争夺大项目，那就只能把贵州当地发展的需求当作自己的科研项目，这样避开了‘中央军’的强敌，又找到了地方院校生存的空间，也是‘四渡赤水’嘛!”
以前，“愤青”郑强是极力反对高校参与地区经济服务的，他曾在一次名为《民富不等于国强》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成果和专家被金钱和利益腐蚀，高校不务正业，而是参与地区的经济服务。但这一次，郑强同意了贵州大学为地方经济服务的目标。
“我这个人还是非常灵活的。”
经过几天的观察，郑强摸索出一条符合贵大当前水平的发展路径。“很简单：老师们在这里教书有荣耀，有幸福;学生在这里学习有快乐，有希望。”郑强上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员工的福利和学生的教学质量。
郑强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未来五年，贵大的教职工觉得变得更加幸福了，老师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这就是进步。
说到这里，郑强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说下去，而是开玩笑说，“再多说就要出问题啦!”
“你们走着瞧”
2012年，关于高校教育变革的声音与尝试越来越多，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跑遍各省去争取生源。在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消失多年的书院又悄然复苏。
对这些教育改革尝试，郑强都没放在眼里。
“那根本就不叫尝试!”
“我们现在喜欢用点新名词，其实就是回归教育的本真。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这个老祖宗早都搞清楚了，怎么现在还糊涂了呢?还要说这么多大道理干什么?”郑强拍着桌子高声对记者说，仿佛又一场演讲。
郑强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处于不对称、不平等的起跑线上，让贵大学生赶超名校不现实。“我不敢夸大或者是狂妄，贵州大学的孩子今后就一定能超过北大清华的孩子，但是我有信心让贵州大学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故乡、祖国有责任感，充满感情!”
“我还说到，让贵州大学的孩子有尊严!”
郑强说，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可深了。”
6月3日下午，一位中国前驻外大使到贵州大学作报告，希望新校长郑强来主持，但是他没有同意。
“不能这样!一所大学的尊严取决于一个校长的底气和对于教育的把握。我就要教贵大的孩子们，今后和北大清华的孩子们站在一起，可以说我是郑强的学生!你问问，北大清华的那些校长，郑强站在他们面前有不自信的盲从吗?贵大的孩子们就是要这样。”
但郑强的“狂妄”如今也适可而止，他在研究如何与学校书记搞好关系的问题。“我到这里来当校长，就一定能和书记搞好关系。”
对于当初曾多次“炮轰”的教育体制问题，郑强现在也改变了看法。他觉得，不要把教育体制讲成是高校改革的洪水猛兽。
“大学校长的责任在哪里?水平在哪里?别自己没水平，就怪体制有问题!”
郑强认真地说，作为校长，他希望带给一所大学整个精神面貌的变革：“一所大学的学风、教风和灵魂，是学生对学术纯洁、科学的挚爱，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培养好!”
“把贵大的孩子培养好，您有多大信心?”记者问。
“你们走着瞧!”郑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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