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区别(两个事件的共同教训)

“柳条湖事件”和“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两个重要节点。

柳条湖事件发生在1931年的沈阳东郊,也叫“九一八”事变,东北从此逐步沦为伪满洲;而卢沟桥事变发生在1937年的卢沟桥,也叫“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两次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

都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都是“不抵抗主义”的恶果,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荒于备战的必然结局,都是坐拥绝对优势兵力却以失败而告终,都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破产的开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真实的放大镜。回顾“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同样是面对日军的挑衅和侵略,为什么东北军不战而退、29军却能奋起抵抗?

日军驻屯军司令部天津海光寺

一、相似的历史:大战之前,将帅离心

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日军都是蓄谋已久。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扶桑国的文明开化还是得益于隋唐时的互通交流。武汉疫情期间,日本的援赠物品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就出自唐代诗人王昌龄之手。

但是,从唐代开始东瀛屡屡以武力侵扰,都以惨败告终,如唐代白江口之战,元代有元日之战,明代抗倭之战和万历朝鲜战争。但是,近代甲午战争,清廷一败涂地并签订了《马关条约》。

随后日俄战争,日军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并开始驻兵。

“九一八事变”前,“皇姑屯事件”让强硬的张作霖一命呜呼,“中东路事件”让少帅张学良被苏军打出了阴影。

中原大战张学良支持蒋氏让冯、阎、李联军落败,随后“东北易帜”实现“大一统”,但张学良和“大哥”蒋氏貌合神离,导致日军在“柳条湖”有恃无恐。

“七七事变”前形势相似,宋哲元、蒋氏也都是各怀心事,同床异梦。

当时,宋哲元29军驻守察哈尔、热河、北平、天津,是日军进入华北的必经之地。而宋哲元29军有8万之众,附近东北军、晋绥军也有15万人。而日军有1.4万人,还有4万余人伪警察部队。

1937年7月8日,宛平城守军增援卢沟桥

二、东北军“不抵抗”,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北大营8000人挡不住日军700人,16.5万大军更是被2万余日军吓跑,最终丢掉了爹娘和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张学良敢于背负国人骂名“不抵抗”,有几个原因:

第一,日军蓄谋已久,“柳条湖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此二人都是张氏父子的座上客,而后来导演“卢沟桥事变”,是另一位高级特工土肥原贤二。

第二,日军的兵力、素质、装备和技战术水平,在当时属于世界一流,而为了邻居的物产资源觊觎已久的这次战争筹备已久,无论是舆论、兵员、物质、情报和作战方案都可谓细致入微。

第三,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在国内领先的东北军,和日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别看东北军和前身奉军在国内军阀混战中耀武扬威,但是一旦和苏军接触立马崩盘,再和日军交锋胜负完全可以预料。

第四,面对日军的“步步蚕食”,东北军上下有不少将士是有抵抗意愿的,但是张少帅的“大哥”蒋氏一向善于“借刀杀人”,对日军可能的入侵态度暧昧,让东北军对抵抗日军心里没底。

第五,少帅虽然有“家仇国恨”,但毕竟只是一个29岁的二代子弟,虽然继承了乃父的家业和军队,却无法传承其父“笑傲江湖”的雄心、野心、手段和霸气,如此一来不战而退就是唯一的选择。

三、第29军奋起反击,既是客观也是主观

同样坐拥天时、地利和绝对优势兵力,宋哲元的29军敢于反击,既有当时日军铁蹄一旦踏入就有整个华北、甚至整个中国陷入危亡的严峻形势,也有29军“宁可抗日死,不做亡国奴”的血性。

第一,与武器精良的东北军在“中东路事件”被苏军揍得满地找牙相比,第29军在此前两年的“长城抗战”因为“喜峰口大刀队”留下了赫赫威名,打出信心的同时也大涨了国人的志气。

第二,第29军上下血性十足,如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37师师长冯治安,110旅旅长何基沣、219团团长吉星文、3营营长金振中;38师师长张自忠,132师师长赵登禹等等。

第三,七七事变初期,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的“和谈”幻想,被日军的全面进攻而粉碎。失去退路的第29军背水一战,激发了巨大的爱国热忱和战斗精神,让日军4天就更换了最高指挥官。

第四,九一八时,北大营官兵也有反抗但被参谋长荣臻制止。卢沟桥金振中3营一开始就得到了宋哲元回授权的最高指挥官、37师师长冯治安默许,而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都是坚定的主战派。

第五,七七事变之前,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氏被迫同意了“联合抗战”。而第29军受到攻击后南京也没有了退路,不但对29军派出援兵,随后还同意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方案。

四、绝对的优势兵力,换来最终的败退

不可否认,29军的卢沟桥抗战给国人带来了巨大鼓舞,也坚定了南京和延安团结抗战的决心。但是,从最终的纯军事结果来看,英勇奋战的第29军依然以战败撤退而告终。

为什么29军8万大军抵挡1.4万日军的进攻,反而落了下风?

究其原因,既有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抱有“和平相处”的幻想,最终被日军的“缓兵之计”和出尔反尔所欺骗;也因为8万大军只有219团不足4000人备战,余部几乎沦为“保安队”;还有第29军自“长城抗战”短短4年就蜕化成李自成的“大顺军”。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家积贫积弱,难以给29军挺起宽厚的胸膛。

“七七事变”,7月7日从卢沟桥开始,9日开始打打谈谈,小的战斗不断。

7月17日,蒋氏发表《庐山讲话》。7月28日,第29军的军部遭到日军围攻,随后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战死,第29军前后坚持抵抗月余,后来在南京命令下撤出战斗转移战场。

第29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却没有换来“驱逐鞑虏”的结果,多少令人遗憾。

全面抗战牺牲的第一位副军长佟麟阁

五、“九一八”和“七七事变”的教训

回顾卢沟桥事变,有几点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铭记:

第一点,和虎视眈眈的日军搞所谓“和谈”与“和平相处”,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最终落得一个“农夫与蛇”的下场,因为蛇咬农夫是必然的,唯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才是王道。

第二点,无论是一支军队,还是一个国家,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告诫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旦像二战开进巴黎的德军、二战胜利后进驻东京的美军一样,只会玩物丧志失去战力。

第三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明末诗人曹学佺这句名联,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支军队要保证持久的战斗力,就要坚持“官兵平等”的良性制度,杜绝等级森严、利益分化带来的腐败。

第四点,只有融入我军的大熔炉,第29军才得到了涅槃和新生。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29军经历了曲折坎坷,最终由“卧底将军”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领在贾汪起义,吹响了淮海战役的号角。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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