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十大西汉文学家（文景之治的汉武盛世局面）
西汉由刘邦建立，在二百一十年的历史中，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的治世局面。作为我国历史上鼎盛的朝代，出现了诸多的文学家，那么接下来小编就来盘点一下，中国西汉历史上十大文学家，我们一起来看看呗！
注：本排名为非正式的排名，仅供参考。
十、班婕妤：汉成帝妃，西汉女文学家。 名不详，班固祖姑。少有才学 ，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婕妤是名门之女，少有才学，且才辩超群。
班婕妤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所以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她的侍妾，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她多方面的才情，使汉成帝把她放在朋友的地位，无人可及。班婕妤曾生下一个皇子，但数月后夭折。她虽然承宠时间很长，却再也没有生育。赵飞燕姐妹得宠后，嫉恨班婕妤人品才学，班婕妤恐日久见危，求侍奉太后于长信宫。
九、东方朔（约前161年—前93年？），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德州陵县神头镇）人，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辞赋家。
东方朔博学广识，能言善辩，善于以诙谐的语言和方式，陈说国政大事，甚得汉武帝赏识。其事迹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
汉武帝即位，征辟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拜为郎。后任常侍郎中、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汉武帝面前谈笑取乐，曾言政治得失，上陈“农战强国”之计。汉武帝始终视为俳优之言，不以采用。
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名篇。诙谐风趣，义理精辟，言辞才辩，独树一帜，文采风格，卓然一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亦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文。明朝张溥汇为《东方太中集》。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俗称东方朔乃当今相声之祖师爷。
八、晁错(200-154年前)，汉族，颍川(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人，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当汉文帝时，他经常被人掌故，后来担任了太子舍人、医生和王子的家庭秩序；景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内史，后移至古代帝国。
晁错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尊纳苏，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抗匈奴入侵边境的问题上，本文提出了“移民到真正的边境”的战略思想，建议养人充实边塞，积极准备匈奴的进攻和掠夺；政治上剥夺封建主的政治特权，巩固中央集权，损害诸侯利益。以吴王和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统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造反。景帝听从了袁盎的计划，将晁错和于东市减半。
晁错的政治论文是“开放的，急于畅所欲言”，鲁迅称之为“西汉时期的鸿文受灌水影响很深”。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晁错是汉初比贾谊更重要的政治理论散文家，他的文章深刻、有逻辑、有说服力；文笔朴实不做作，却真挚真挚。被后人称为“畅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并被鲁迅誉为“西汉末年，天壤之别”。
晁错的政治论文符合时代的热潮。他善于观察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理解深刻，见解清晰，能言简意赅，分析利弊。因此，晁错的政治散文是现实的，而不是空洞的。例如，在晁错的三篇军政论文中，《言兵事疏》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迁徙人口到边境居住”的积极防御策略，被文帝采纳。
内容更为公允，意境更为瑰丽。虽然他的作品出发点是建立在贡献之上的，但落脚点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繁荣提出建议。词中透露出对达汗天气的热烈赞美，有着浓重的历史感，意境更为瑰丽，体现了历史上升期的风格。
就艺术特色而言，晁错政论具有战国策学者的风格，力度大，节奏明快，气势恢宏；同时，语言清晰，寓意流畅，既延续了战国时期张扬利的文笔，又呈现出达汗气象的散文风格。
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不同，晁错的理论是陡峭而深刻的，如《削藩策》，它用简洁而简短的句子突出了尖锐而僵硬的力量：“今天，切也是反对的，但不切也是反对的。砍了它，它就反对，灾难就小了；不砍就晚了，灾难性的”。
七、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沛郡丰邑（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汉朝宗室大臣、文学家，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异母弟）之玄孙，阳城侯刘德之子，经学家刘歆之父，中国目录学鼻祖。
以门荫入仕，起家辇郎。汉宣帝时，授谏大夫、给事中。汉元帝即位，授宗正卿。反对宦官弘恭、石显，坐罪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出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世称刘中垒。建平元年，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五经通义》。编订《楚辞》，联合儿子刘歆共同编订《山海经》。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为主要特色，作品收录于《刘子政集》。
六、枚乘（约前210年－前138年？），字叔，淮阴（具体在今何处有争议）人，西汉时期辞赋家、文学家，与邹阳并称“邹枚”，与司马相如并称“枚马”，与贾谊并称“枚贾”。
枚乘早年担任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因在七国之乱前后曾两次劝谏刘濞而显名于世，后离开刘濞而成为梁王刘武的门客，于汉景帝时被任为弘农郡都尉，在汉武帝刘彻即位后被以安车蒲轮征召，于入京途中逝世，享年约七十三岁。
在文学上，枚乘所作的《七发》在辞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在思想上，枚乘的政治思想表现为对大一统有精神上的认同，音乐思想表现为功利的社会观、尚悲的音乐审美观、极致的艺术美学追求，养生思想则超脱了一般的概念而更具社会意义。今有《枚叔集》辑本三种传世。
五、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著述：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 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四、刘安（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2年），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淮南王刘长之子。刘长在谋反事发后 。文帝八年，即公元前172年，刘安被封为阜陵侯，后来进封淮南王。刘安很有政治野心，常行小惠笼络民心。在吴楚七国作乱的时候，刘安想起兵响应遭到国相的反对。汉武帝登基之后，他又想拉拢郡国谋取皇位。
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刘安由于阻拦郎中雷被从军北击匈奴，被削夺了两县。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刘安被人告发谋反，汉武帝于是命丞相和廷尉共同调查此案。刘安害怕阴谋败露，想提前谋反，却被身边的谋士伍被告发。刘安最后 ，淮南王国于是被消除，改设九江郡。
不过，刘安对历史还是有一点贡献的，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淮南子》一书。他召集众多的宾客、方术之士，有几千人之多，写成《内书》、《外书》和《中篇》，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外书》已经流失，《内书》又叫《淮南鸿烈》、《淮南子》，成为现在研究汉代道家学说的重要参考史料。
在哲学上，刘安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道”产生的。政治上则主张“无为而治”，但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并提倡变古。
相传豆腐也是刘安所发明的，也有许多饮食古书如《淮南王食经》、《淮南王食目》等，虽然并非他本人所著，但都用其名，可见这位美食家的影响之大。他强调甘、酸、咸、苦、辛五味变化的烹饪原则，同时又指出五味调和的关键在于甜味要合适。他将五味与五行生克学说相配来阐发饮食之道，是饮食观的进步。他还说：’古人味而弗贪，今人贫而弗味’，也是很有见地的：再好的滋味，多吃会感觉无味；好吃而不吃得过分，才能真知其味。
三、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乳名“犬子”，汉巴郡安汉（今四川蓬安）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文帝元年）。《史记》本传谓其“既卒八年”天子始封禅（武帝元封元年），据此推算，卒于公元前118年（武帝元狩五年）。少年时好读书，学击剑。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便称病去职。与梁孝王刘武门客邹阳、枚乘等友好，客游梁，成为梁孝王的文学侍从，作《子虚赋》。
梁孝王死后，相如回到安汉老家，家贫无以自业，往依故友、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宴请王吉及其好友，司马相如应邀赴宴。当时卓王孙女卓文君新寡在家，相如琴挑求爱，又使“侍者通殷勤”，文君当夜私奔，与相如驰归安汉老家。可已家徒四壁，不得已再到临邛，开一间酒店谋生，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卓王孙“闻而耻之”，无奈，只好给文君僮仆百人、钱百万和衣被财物。于是相如偕文君到成都买田地、房屋，定居下来。
后来，汉武帝读到《子虚赋》，非常赞赏，还以为是前人的作品。为武帝管理猎犬的蜀人杨得意禀告武帝说，此赋乃是我的老乡司马相如所作。于是相如应武帝召，来到长安。他告诉武帝，《子虚赋》所写不过“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于是写成《上林赋》。武帝读后很高兴，封相如为郎官。郎官是皇帝的侍从，相如经常跟随武帝出行游猎，陆续写出《哀二世赋》《谏猎疏》《大人赋》等著名作品。期间，唐蒙受命使通夜郎，由于办事不妥，引起巴蜀吏民惊恐。武帝召问相如，相如认为开发西南边境意义重大，坚定了武帝的信心，先派他出使南夷去晓喻安抚，继而拜为中郎将，使西夷。相如先后写出了《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二文，成为他出使的纲领和经历的总结。他“略定西夷”，让“邛、筰、冉、斯榆”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还打通灵关道，在孙水上架桥。不辱使命，成绩卓著。“还报天子，天子大悦”。
事后，有人告发相如出使期间受贿赂，被免职，一年后又复为郎。以后改做孝文园令。晚年，闲居后来叫茂陵的地方（武帝葬后才称茂陵），写成《封禅书》，直到去世。
综观相如一生，由梁王、武帝的文学侍从而成就别开生面的体物骋辞赋，由风流才子而写出抒情名赋，成为汉代有代表性的文学家；由武帝侍从而得以显其远见卓识和实践贡献，成为政治功臣。
“西汉文章两司马”之一的司马相如，不仅是汉代的代表性作家，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从现存作品看，其体物骋辞赋（大赋）、政论文、抒情赋三个方面体现出他的非凡成就。
二、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河南郡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是当时的第一大才子。
贾谊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群书，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得到河南郡地方长官吴公的赏识，吴公举荐贾谊给汉文帝，文帝非常喜爱贾谊，任之为博士，掌管文献典籍。此时，贾谊年仅20余岁。他在诸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广博赢得大家的尊敬，也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即被擢升为太中大夫。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和制度的主张和建议，朝廷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推出其著名的政论《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即轻农重商）的现象对国家是不利的，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唯有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才能预防灾荒，百姓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汉王朝的统治才能巩固。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汉初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贾谊认为，汉朝建立已经20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巩固王朝的统治，应该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变官名等等。
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权贵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肆意诋毁贾谊。攻击他的人中不仅包括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而且还有开国元老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等人，更有专以谗毁他人为能事的奸佞小人邓通等人。由于群臣的攻击、毁谤，汉文帝先是疏远贾谊，而后又将他从王朝中央贬谪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闲置的状态，致使他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召他进京，亲自召见，两人长谈至深夜，文帝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但这次长谈，据《史记》所载“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并没有涉及贾谊所关心的有关社稷民生的大计。即便如此，文帝对贾谊还是有了看法上的改变，因为不久文帝改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雅好《诗》《书》，深受文帝宠爱，其封地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其地距京城远比长沙距京城近得多，从贬谪意义上讲，也算是大大减轻了，也许下一步就可以回到京城。这让贾谊受到创伤的心暂时得以安慰。因此，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对政事的热情又重新燃起，他多次向朝廷上疏，发表自己的政见，最后写成《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文中，贾谊论述了对太子“选左右、早谕教”是关系“存亡之度、治乱之机”的要计。
正当贾谊满怀热情准备重返政治舞台时，更沉重的打击也正朝他走来。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六月，梁怀王刘揖在朝见皇帝的途中不慎坠马身亡。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感到深深自责，终日哭啼。一年以后，由于忧伤过度，年仅33岁的贾谊在无限伤感中死去。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其一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西汉末年刘向辑为10卷，名《新书》。首篇《过秦论》，通过鲜明对比，强调秦始皇“不施仁义”、秦二世“重以无道”而酿成的恶果，有针砭现实的深刻寓意。《吊屈原赋》，是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赴任途经湘水，想起当年屈原为振兴楚国，忠而被谪，终含冤自沉汨罗，如今自己的遭遇与当年屈原是何等相似，不免感慨而作。《鵩鸟赋》是贾谊在长沙任上时所作，他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自我排遣。
贾谊的思想基本是以儒家为主，间采法家、黄老等思想成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他的政论文中，其政论文具有很高的批判性和艺术性。刘勰《文心雕龙》称贾谊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刘向评其所著“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鲁迅先生盛赞贾谊所著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一、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他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一生只写了《史记》，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念”假”] 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为“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此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
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公元前87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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